秦桧有此遭遇,尚在情理之中,可乌龟自入元后便有恶名,着实令人感到疑惑。
一、元代之前的乌龟:代表长寿,有祥和之意
纵观元代之前的龟形象,多有神圣之意。比如祭祀称为“龟祭”,象征帝位之鼎称为“龟鼎”,可见乌龟有“天授神权”之隐喻。又比如古代官印叫“龟印”,古代钱币叫“龟币”,古代铜镜叫“龟鉴”,可知乌龟与古人的生活息息相关。
事实上,古人对乌龟多有崇拜心理。在上古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中,总能见到乌龟的身影。《太平御览》中提及,天皇伏羲推演万物规律时,有“灵龟负河图”,于是八卦自成。而据《尚书·中候》记载,周公作礼之时,“有玄龟青纯苍光,背甲刻书,上跻于坛”,于是周礼也自成。
从伏羲八卦与周公之礼中能看出,乌龟总是承载古人的美好夙愿。按照科学角度,这两则史料自然不可尽信,但它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人对乌龟的崇拜现象。另外,在女蜗补天、大禹治水、仓颉造字等传说故事中,乌龟也时常出现。这足以说明,在古人想象中的人类文明进化史中,乌龟总能发挥出重要作用。
当乌龟走入现实,被普罗大众接受时,它也自然衍生出许多吉祥的含义。其中长寿之意,最为普及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提到,乌龟“寿蔽天地,莫之其极”。在中原以及长江下游地区,有一种传统习俗,长者往往在孩子后脑勺处留一绺长发。因为它看上去像是龟尾巴,因此又被叫做“乌龟梢”或“百岁毛”。
此外,
北宋初年,朝中出了一位铁面御史,名叫赵抃。此人嫉恶如仇、明断是非,且从不攀附权贵。每次他调任外地之时,总会带上一龟一鹤一琴。“琴鹤”意象,在古代多象征君子之风;而赵抃这位百姓口中的“琴鹤知府”,之所以还带上乌龟,便是取其祥和吉利的含义。
综上,元代之前的乌龟,有长寿祥和之意,且受到无数文人与百姓追捧。
二、元代以降的乌龟:跌落神坛,受万般冤屈
元代以降,乌龟跌落神坛,不再受到世人喜爱,反而成为人人避之不及的动物。为何说元代是乌龟形象的转折点呢?不妨参见下述两例:
其一,古代官印多为龟钮。《后汉书·舆服下》记载:“太子及诸侯王,金印龟钮。”不仅是太子与诸侯,凡二千石或以上的高官,都享受“银印青绶,皆龟钮”的待遇。但这种情况,到元代戛然而止。元代官印无论品阶如何,皆以三台直钮作为主要形式。
其二,以龟为名成为历史。纵观元代之前,以龟为名者大有人在,如李龟年、陆龟蒙等。南宋太学生刘应龟,应当是史料记载中最后一位以龟为名的文人。在忽必烈登基后,刘应龟进入南山隐逸,从此不闻世事。而文章开头也提到:乌龟与秦桧已经成了后世之人取名中的两个忌讳。由此可见,
上述可见,乌龟形象的急转而下,的确是元代以后发生的现象。那么象征长寿祥和的乌龟,何以在元代遭受如此大的委屈呢?
究其根本原因,应当是元代统治者对乌龟的不喜导致的,理由主要有两点:
一是文明不同。中原社会,是农耕文明,崇尚远古四灵,即龙、凤、麒麟与龟。反观蒙古族,则是传统的游牧文明,在他们崇尚的“十象”之中,并无乌龟存在。而且在远古四灵之中,前三者都是虚物,只有乌龟真实存在,因此它最容易受到攻击。
二是理念不同。南宋不少主战派,都是龟文化的信仰者。如主战派代表张九成,便受其师杨龟堂影响,行事作风极为强硬。如此一来,蒙古人进入中原,花费了颇为惨重的代价。因此蒙古人入主中原后,自然不能坐视旧宋之人再图妄念。于是他们从精神信仰上入手,借乌龟形象之贬损,来打击文人气节。
除此之外,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,古人对乌龟的认识逐渐清晰与了解。因此在唐宋之际,乌龟的神秘面纱,便已经被揭开了。唐代诗人皮日休《嘲归仁绍龟诗》中说:“顽皮死后钻须遍,都为平生不出头。”
可见乌龟在唐代,便已经有胆小怕事之意了。但需要指出的是,唐代皇族依旧重视龟文化的崇拜。他们改虎符为龟符,改北方都护府为龟林府,说明龟文化的崇拜之风,依旧在世人心中占据主导地位。但经过元代统治者的刻意贬损,乌龟形象迎来反弹,从而被加深了贬义内涵。
而真正让乌龟彻底跌入泥潭之中,还是一桩冤案。
三、史上最冤的动物,以讹传讹,平白遭骂名
在吴中旧地,人们常常把头戴绿头巾者与娼夫联系在一起,这也是现代人说的“绿帽子”。但不幸的是,吴中地区的江流中,生活着一种绿毛龟,于是有人强行解释,
以讹传讹之下,乌龟竟然成了娼夫的代名词。元末陶宗仪《南村辍耕录》中一首《败家子孙诗》中这般写道:“宅眷皆为撑目兔,舍人总作缩头龟。”陶宗仪还作注说:“妻有外遇,龟喻其夫。”可见在元明之际,乌龟被人们视作娼夫,从而遭受万般骂名。
可见史上最冤屈的动物,当属乌龟莫属了。
本文章由鳌游水族提供,转载请注明原文地址:https://aysz01.com/archives/46787.html